导读--
我们必须具备自己的CPU和操作系统！我们是软件所，所以必须要在操作系统上有所作为
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孙玉芳的学生。虽然我并没有直接从他那里得到一个学位，但我确实是他的学生。有一回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：“孙老师，我也读你的博士吧。”他看了我一眼说：“算了吧，你那么多杂事，读什么博士。”我因此也就死了读博士的心。但他确实是我的老师，是他把我招进软件所，是他把我领进软件行业，也是他把我引到开源的事业，又一直护送着我……从1994年到现在，整整十个年头，我也追随了他十年。
我曾经有一回差点离开他，那大概是1996年，当时软件所推荐我到某个部委去，我有点动心，准备去向他辞行。他那时在整理资料，桌子上堆着满满的报纸期刊，我随手帮着他整理，一边陪着小心说：“您总是这么忙，也不歇歇。”他随口应到：“没办法，九五项目，总得为这个国家多做点事。”我当时一愣，自从离开学校后，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在日常生活中听到有人说要“为国家多做点事”了，一迟疑，辞行的话就没说出口。回来后，权衡利弊了一阵子，也就留了下来。后来，我也就跟着他为国家的民族软件产业出力，虽然现在还远没有成功，但至少我们一直在努力，在进取。写到此，想起老师，心里只有泪。
大使馆事件是中国开源事业的开始
我从进软件所开始，就一直在孙老师的领导下。开始在开放系统与中文信息处理中心（简称中文中心）工作，到99年，我在软件所下属的北京中科软信息系统有限公司任总经理助理（该公司已发展为中科软股份有限公司，也是孙玉芳创建的）。99年5月8日那天，我们公司组织员工去云蒙山搞活动，等晚上回到家时竟然发现我们的大使馆被炸了。隔了几天，孙玉芳把我和吴健（中文中心的副主任）叫了过去，说这些天信息产业部、科技部的有关领导多次召集许多专家讨论此事，大家的结论是若现在和美国开战，我们国家的信息安全是根本不存在！。而当时又恰好发生了IntelCPU序列号问题和微软操作系统的NSAKEY事件，专家和领导的一致意见是，如果我们要建立自己的信息安全体系，我们必须具备自己的CPU和操作系统！我们是软件所，所以必须要在操作系统上有所作为。就这样，孙老师就下了研发操作系统的决心。红旗Linux的发展史实际上也应该追溯到1999年5月8日，我们的大使馆被炸的那一天，虽然红旗Linux的正式发布会是在三个月后的8月10日。
中国Linux的诞生过程
我有幸和吴健、李祥凯等人跟着孙老师参与了红旗Linux的整个创建过程。当时，推Linux系统技术储备上我们没有太多的障碍。多年来中文中心的主要研发力量都是集中在Unix上，对Linux的发展状况也一直有跟踪。而孙老师是国产操作系统Cosix的五个责任专家之一，他当时总结了国产操作系统Cosix为什么在技术上成功但在市场上为什么不能取得成功的经验教训，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Cosix上没有足够多的通用应用软件，这也是为什么在红旗Linux还没有正式推出以前孙老师就提出了中文2000构想的原因。这期间，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孙老师和朱邦復先生重逢，两人在推动国产操作系统，振兴民族软件产业方面的理念相当一致。当时孙老师的一个大的战略构思就是红旗Linux主要致力于发展操作系统，而中文2000主要研发相关的应用软件。红旗Linux正式发布后，孙老师就安排我来具体运作中文2000，我也就逐渐的退出了红旗Linux的团队。
中国开源办公软件的风风雨雨
中文2000的概念是在1999年7月提出的，到公司成立时已经是2000年的年底。期间的波折几次让我想放弃，关键时刻都是他给我鼓的气，最终也是他和朱老师的共同坚持才使中文2000公司得以成立，并发展为现在的品牌规模。
在中文2000公司刚成立的头几个月，孙老师投入大量的心血。刚开始我们并没有把全部的注意力放在办公套件上，孙老师原来寄希望于当时国内的两个厂家能尽快推出Linux上的办公套件，而我们可以做一些其他的应用软件。孙老师本人都亲自和其他的Office厂家谈过Linux版本的问题，只是后来我们发现基于OpenOffice可以很快推出跨平台的办公套件，而其他国产办公套件的Linux版本的进度又没法控制时，他终于在我们公司的一次会议上当场拍板推出自己的办公套件，并当场提议命名为RedOffice。很显然RedOffice在他的规划里，就是红旗系列的一个重要产品。其实早在1996年在国家九五项目中，我们就已经推出过基于Unix的排版软件“Latex图形界面编辑器”，只是开源软件OpenOffice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跨越式发展的机会，这种机会对他而言是绝不会放过的。
跟红旗Linux一样，RedOffice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。在2001年RedOffice迎来了第一次创建自己品牌的机会，在中国政府的第一软件正版化采购－－北京市的政府采购中，他所创建的红旗Linux和RedOffice双双中标。他当时的欣喜和愉悦是难以言表，但他仍很清醒，一再告诫我这只是一个开始，只是第一步。由于在随后的02、03年，我们没有盼到政府正版化的采购，红旗Linux和RedOffice都进入了困难期。
如果没有SARS，也许从2004年开始的软件正版化采购会提前到2003年。2003年是我们中文2000最困难的时期，也是红旗最困难的时期。他当时主要的精力就是在扛这两个他一手创建的企业。尤其在2003年，我们中文2000还遭遇到了竞争对手的恶意挖人事件，当时我的压力很大，忐忑不安的去向他汇报工作。我刚开始作工作检讨，没想到他一下子就打断了我的话，破天荒地开始当面表扬我，充分肯定我的工作成绩，充分肯定RedOffice市场表现，说我在如此艰苦地环境下能带领中文2000公司继续往前走，已经很不错了。在所有人的眼里，孙老师是一个严厉的人，就我个人而言，平时没有好事轻易不愿意向他汇报工作的。我曾听说过他在别人面前夸过我，但我很少听到他当面夸我。可就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就在我自以为责任重大的时候，他来夸奖我，帮我把包袱卸下。而我卸下的包袱，实际上又都扛到了他自己的肩膀上。就在2003年，他的身体垮了下来。
和老师相处的最后日子
我在94年第一次见到他时，他就是瘦瘦的；他传说中曾经胖胖的样子，我只是在很偶然的机会见到过一张相片；传说中他豪爽地和学生喝酒的形象，我从没见过，只是听他早期的学生绘声绘色的描述过几次。我到他手下工作时，他已经得了糖尿病了。记得2000年7月RedOffice的第一次鉴定会上，当我和他在会议室外等到专家讨论的结果时，他脸色一下子苍白，要我向服务员紧急要了几块糖，才缓过劲来。他是个严重的糖尿病患者，时刻带着胰岛素，最好能按时吃饭，否则血糖量下降后就容易虚脱。而他的工作节奏基本上是无法满足这个条件的，他自己基本上也没有想过要严格的按照医生的要求做。我只是在2003年11月份有一次陪他台湾的学生黎怡兰到医院去看他时，才听到他反思的高论：“以前我认为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不用白不用；现在我明白了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本钱是要好好保护的，否则干革命就没了本钱。”这是我听到过的，他开始真正领悟身体重要性的一段话。可惜，他领悟到的时候，他的身体已经垮了。
按他的身体状况，他应该一直住在医院里，但他实在不愿意住院了，他在住院期间，也因为不肯放弃工作，得罪了许多医生护士。以至于我们每次去看他时，护士都会告诫我们少提工作的事。后来，他出院后，我们大家也都默许了他自己的时间安排，就是每天上半天班，偶尔重要的会议仍然参加。我也有意识地尽量不给他去汇报工作，只是有好消息时才会主动通报。想起来遗憾，04年12月31日中午时分，我和他通了次电话，主要就是向他汇报RedOffice在近十个省市中标的好消息。当时他很高兴，我说：“要不，我现在过来向你当面汇报一下？”他说：“不用了，你忙你的。对了，过年了，好好开个联欢会，给员工鼓鼓气，让大家都过个好年。”没想到，这就是他对中文2000公司的最后的指示，而我竟然也没有见他这一面。
9日上午8点，我突然接到电话说孙老师要不行了，一时间我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，等我9点许我赶到现场时，才知道孙老师是9日凌晨2点突发脑溢血的，他的爱人白老师怕影响我们休息，到早上才通知我们。我们在场时，医生说再抢救十分钟。两分钟后，医生说孙老师的心跳恢复正常，但同时告诉我们希望非常渺茫。因为他出血的部位在脑干，死亡率极高。10日上午，孙老师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，孙老师表现出了极强的生命力；当时他的亲友和我们这些学生弟子非常振奋，当场有人喜极而泣。11日孙老师病情稳定，和孙老师差不多同时进北医三院的一共有四个相同的病人，都是脑干溢血，其他三人都已走了，就孙老师坚持了下来。他的顽强给了大家很大的希翼，但医生依然告诫我们他需要渡过很多道槛才有希望。12日上午，他的病情依然稳定，但到下午血压开始减弱，情况危急，晚9点左右他的亲友、软件所领导和中科软、红旗、中文2000的主要领导均到场。到晚12点，孙老师进行了最后的抗争，在我们大家都几乎绝望的时候又把血压稳住了。正当大家以为他还能坚持的时候，他终于还是走了。我们在悲痛的时候，还是被他在最后关头的顽强深深地感动，一如他平时地拼搏和不服输。他在生命的最后关头，还是创造了奇迹，顽强的坚持了那么长时间......只是我们没有等到我们企盼的结局。作者：中文两仟总经理胡才勇
